概要：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无非是要证明政府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对这一结论的经验支持来自东亚快速的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金融约束论成立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环境稳定，二是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从而确保实际利率为正且稳定。赫尔曼等人说，当这两个条件被满足后，政府直接管制利率可以产生所谓储蓄的“租金效应”，从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仔细推敲金融约束论的逻辑，就会发现上述两个前提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结论的要求。如果要得到赫尔曼等人的结论，还必须假定：政府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且完全理性；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银行业充分竞争，生产企业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即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极低；金融资产单一，居民几乎不可能选择资产组合，或者说，金融市场只体现为信贷市场。进一步看，当同时考虑企业的资金需求变化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利率弹性越大，或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金融约束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就越小；特别是当银行业充分竞争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弹性越大，会导致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如果要确保一定水平的租金效应，就必须实行银行业垄断，而在垄断条件下，福利损失更大；同
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兼评“金融约束论”,标签：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学校发展规划,http://www.67jx.com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无非是要证明政府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对这一结论的经验支持来自东亚快速的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金融约束论成立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环境稳定，二是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从而确保实际利率为正且稳定。赫尔曼等人说，当这两个条件被满足后，政府直接管制利率可以产生所谓储蓄的“租金效应”，从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仔细推敲金融约束论的逻辑，就会发现上述两个前提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结论的要求。如果要得到赫尔曼等人的结论，还必须假定：政府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且完全理性；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银行业充分竞争，生产企业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即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极低；金融资产单一，居民几乎不可能选择资产组合，或者说，金融市场只体现为信贷市场。进一步看，当同时考虑企业的资金需求变化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利率弹性越大，或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金融约束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就越小；特别是当银行业充分竞争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弹性越大，会导致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如果要确保一定水平的租金效应，就必须实行银行业垄断，而在垄断条件下，福利损失更大；同样，只要企业的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大于储蓄的租金效应，如果政府同时管制存贷款利率，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放松政府完全理性的假定，并考虑到政府并不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储蓄的租金效应就会降低。因此，考虑到以上前提条件无法满足，就意味着金融约束政策是无效的。特别是，给定银行和企业是利润最大化者，价格管制和银行业充分竞争是不能兼容的，在一个有限竞争的金融市场上，内生出占绝对优势的关系型融资体制，这种体制不鼓励创新活动。
所以，金融约束政策必然伴随着外延式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正如克鲁格曼在批评“亚洲奇迹论”时所提出的，亚洲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其背后存在着一个类似于集权体制的资源动员制度。可见，在图1中，即使存在均衡贷款水平的扩张，也只不过是一种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增长。
前面我们一直假定政府追求福利最大化，银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若放松这些假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很明显，若政府的目标与政府官员的自利目标分离开来，或者即使政府中不存在利益矛盾，但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的缺乏及建立与维持复杂的行政管理机制的困难也会导致政府能力的局限性。政府体制的不足使得赫尔曼等人所赖以维持的政府不占有租金的假设无法成立，而一旦政府占有部分租金，那么储蓄的租金效应就大大弱化了。
不仅如此。假如银行和企业是国有的，其目标就是多重的，既追求利润最大化，又追求一定的社会收益。现代经济学证明，在多重目标的约束下，银行和企业存在大量的x低效率（或代理成本过高），结果，银行不会把全部租金用于扩大存款，企业也不会把全部租金用于扩大生产，换句话说，大量的租金转化成非生产性的资源浪费。
当有限能力且自私的政府与国有银行、企业相结合时，更危险的局面出现了，这就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企业追求一种量的扩张及非生产性资源消耗，迫使银行向其持续注资。由于企业效率低下，一部分资金便成了坏账，构成银行的不良债权。当企业亏损面与银行不良债权比重同时扩大时，整个金融体系便处于危机的边缘。笔者估算了1992～1997年间中国金融抑制的成本，仅这6年间，贷款损失就达12512.66亿元，总资金漏损达25795.83亿元。这种非生产性资源浪费是相当惊人的。
当然，政府直接干预下的关系型融资体制也会带来非生产性资源浪费。据最近的有关报道，截至1998年底，泰国商业银行3 个月以上未能支付利息的呆账已占信贷总额的49.3％；印度尼西亚该比例为60％以上；马来西亚金融机构1998年12月底的呆账比例达14.9％；1998年底韩国金融机构已确定的不可能回收的坏账占三个月以内未能支付利息呆账的7.4％，比上年同期增长1.6％；新加坡大型银行1998年底的不良债权比重为8.2％，比8月底上升了2.1％；日本1998年的不良债权为76万日元。
所有这些数据均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新兴市场上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银行不良债权的上升，而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外延式发展战略及长期效率较低的企业。
四、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证明，给定一系列的假定条件，金融约束政策即使取得了增长效应，也不过是一种量的扩张，即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来维持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增长路径有很多弊端，特别是缺乏长期效率。但是，我们也证明了，给定同样的条件，金融约束政策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的竞争及其他市场上的竞争带来的。赫尔曼等人只分析信贷市场，忽视了其他市场的作用，因而得出了过于天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