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跨国公司意识正在超越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正在超越主权和民族意识。像汤林森洞察的那样，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其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也一步一步被吞噬了（注：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对于有钱或有知识的人来说，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栖身和创业的场所。随着精英集团国家认同感的不断弱化，有人戏称“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容易得多（注：参见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个人自由主义的蔓延和国民意识的淡薄，不但使后发展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接近崩溃，还使国家在更宽广的领域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吸引住越来越没有祖国观念的精英人才，在此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难以遏制的；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又从根本上毁坏了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精英人才对祖国的漠视，另一方面知识和财富领域的弱者却给国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产生了更严重
网络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标签：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学校发展规划,http://www.67jx.com跨国公司意识正在超越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正在超越主权和民族意识。像汤林森洞察的那样，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其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本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归属感，也一步一步被吞噬了（注：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对于有钱或有知识的人来说，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栖身和创业的场所。随着精英集团国家认同感的不断弱化，有人戏称“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容易得多（注：参见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个人自由主义的蔓延和国民意识的淡薄，不但使后发展国家苦心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接近崩溃，还使国家在更宽广的领域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吸引住越来越没有祖国观念的精英人才，在此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难以遏制的；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又从根本上毁坏了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精英人才对祖国的漠视，另一方面知识和财富领域的弱者却给国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产生了更严重的依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呈现噩梦般的循环。
三.网络冲破了节制政治参与的阀门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经着力阐述后发展国家必须控制政治参与的道理。他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注：塞·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页。）这样一个公式来说明，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很多后发展国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公民的参与局限在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对自发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都是严格控制的。
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增生。它按照不同的主题把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把这些公民链接在一起。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意识形态取向一致的人们在线路上即使进行跨越国界的交流和组织活动也相当容易，不必提交申请或支付任何有形的管理费。网民们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民意测验，围绕各种争论组成自己的“电子政党”或“电子院外集团”。
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可以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拨即可通达的议会，每一项议案都可能会引来大量电子邮件；一位亲和的政治家可以立刻看到公众意见的调查，而一个社群则可以通过“在线（online）参与”的方式进行政治对话，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或支持。其后果是，一方面政治活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注：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则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常常不可以实现了。所以，在多数人难以形成共识的信息社会背景下，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力就会被充分凸显出来。“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的群体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政治参与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其一，网络的发展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互联网络基本上还是英语霸权和美国霸权，互联网络的基本价值主张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后发展国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因此常常会被那些美好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其二，网络的发展在国家内部也是不均衡的，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后发展国家阶层之间的差距。所谓“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赤贫者”的划分正在成为现实。那些现阶段能够使用网络这种先进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历史与国情的了解不一定深厚，他们对文化传统的抗拒却很强烈。他们的政治愿望与“圈外的”公民有可能进一步疏离。
更加严重的是，一些恐怖组织甚至叛国集团也在利用互联网络大摆讲坛，并可能获得比以往严格控制时多得多的支持。因此，随着网络规模的继续扩大，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困境将更加明显并不断深化。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民主化和制度化进程，施行必要的政治控制，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互联网络的扩张正在打乱这种进程的节奏。在激进的自由民主派人士看来，这是网络以技术的方法在开启民主的大门，是值得大大庆贺的。但笔者以为，政府如果对这个进程缺乏必要的了解，缺乏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那么，无论对于政治体系还是生活于其中的大众来说，都不一定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