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三是土地纠纷增加，对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有一定负面影响。如怀远、蒙城、霍邱三个县反映：“农民争相种粮，种粮大户萎缩，土地承包纠纷增多”。湖南省农办反映：“随着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实，原来不愿种地的农户也开始加入种粮行列，出现农户与承包大户争地的现象，土地合同纠纷也逐渐增多”。四是补贴标准的区域差异较大，不利于缩小业已存在的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一是粮食主产省之间的补贴标准就不一样，例如江苏省每亩直补20元，湖南省只有11元；四川省每公斤粮食直补0.13元，内蒙古自治区只有0.06元。二是粮食主产省与非主产省之间的补贴差距更大。如北京市每亩直补50-60元，上海市直补60-80元，是湖南省的6-7倍。三是在良种补贴上也存在类似问题。同样是水稻产区的广西、重庆和四川享受不到水稻良种补贴；河南省的南阳地区紧临湖北省，水稻种植面积也很大，但也得不到补贴；江苏省北部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几千万亩，但因江苏省仅补贴水稻，不补小麦，而周围的河南省、山东和安徽省同样种小麦的农民都有补贴，农民反映较强烈。结论与政策建议总体上看，20**年“一号文件”在经济、政治及农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执行效果调查分析,标签：调查报告作文,大学生兼职调查报告,http://www.67jx.com三是土地纠纷增加，对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有一定负面影响。如怀远、蒙城、霍邱三个县反映：“农民争相种粮，种粮大户萎缩，土地承包纠纷增多”。湖南省农办反映：“随着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实，原来不愿种地的农户也开始加入种粮行列，出现农户与承包大户争地的现象，土地合同纠纷也逐渐增多”。
四是补贴标准的区域差异较大，不利于缩小业已存在的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一是粮食主产省之间的补贴标准就不一样，例如江苏省每亩直补20元，湖南省只有11元；四川省每公斤粮食直补0.13元，内蒙古自治区只有0.06元。二是粮食主产省与非主产省之间的补贴差距更大。如北京市每亩直补50-60元，上海市直补60-80元，是湖南省的6-7倍。三是在良种补贴上也存在类似问题。同样是水稻产区的广西、重庆和四川享受不到水稻良种补贴；河南省的南阳地区紧临湖北省，水稻种植面积也很大，但也得不到补贴；江苏省北部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几千万亩，但因江苏省仅补贴水稻，不补小麦，而周围的河南省、山东和安徽省同样种小麦的农民都有补贴，农民反映较强烈。
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体上看，20**年“一号文件”在经济、政治及农业政策设计的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上，“一号文件”成功地遏制了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及粮食生产连年滑坡、粮价暴涨的趋势，起到了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的实效；在政治上，“一号文件”赢得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农民的广泛支持，大大缓解了由于分配不公而积蓄的社会压力及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在农业政策设计上，“一号文件”扭转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经济剩余，农村为城市化积累初始资本的政策导向，启动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新的农业政策架构。
社会各界对“一号文件”反应相当热烈。其中农民（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农民）反应最积极，但同时也担心政策得不到很好落实或不能持久，有的还担心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太多或粮价下跌太多。地方政府也因大大缓解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而感到压力减轻，但有些地方反映工作负担和财政压力增大；国内外学术界在充分肯定“一号文件”基本趋向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总之，从国内外各界的反应及我们对政策实施过程的调查和对各项政策方案效果的分析比较结果来看，“一号文件”仍有很大的改善和调整的空间。因此提出以下建议：（一）完善政府管理农业的方式，启动我国“新农业基本法”或“新农村振兴法”的制定工作
综合补贴政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来看，“三项补贴”政策应持续化和稳定化，并逐渐加大补贴力度。但短期内不宜大幅增加，而是总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将重点放在提高政策目标的瞄准性和执行效率及制度化上。
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政策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从而可保证农业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可节约政策制定和执行成本。比如美国政府通过20**颁布的“农业新法案”对美国未来10年的农业支持政策给予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又如韩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持续数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
建议进一步转变依靠“一事一议”和“一年一个文件”的传统管理农业方式，以“一号文件”中的核心内容为基调，将其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措施上升到法律层面，研究制定我国“新农业政策”、“新农业基本法”或“新农村振兴法”，使我国政府对农业的管理步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保证农业支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节约每年政策制定、动员、宣传和执行的成本。
（二）粮食生产性补贴应主要瞄准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要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必须走区域化、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经营的道路。为了引导优势粮食品种生产的区域化和规模化，避免20**年“普惠制”补贴政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集中经营等的负面影响，目前的粮食“三项补贴”资金应逐渐向粮食主产区集中，向优势粮食产品集中，向种粮大户集中，中央财政补贴中应该包含执行费用。对其他农户采取提供转业培训，引导和扶持从事多种经营或为种粮大户提供专业化配套服务增加收入。
（三）将粮食风险基金转为生产和消费双重调节基金
同一笔基金根据粮食价格指数波动用于两种目的：一是在粮价上涨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包括补贴农村贫困户、失地户和城市低保户，以弥补20**年“一号文件”对“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人群”惠及不足的问题；二是在粮价下跌时补贴生产者，也即按最低保护价收购粮食(由财政直接支付售粮农民)，给予粮食生产者以保护价与市场价差价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