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政府机构的膨胀，直接导致了政府部门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支出的增长。经过1993年的机构调整，尽管部门数目减少了，但人员并未减少。5年后的今天，人数反而多增加了100万。截至1996年底，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已达3673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82.3％，大大高于我国同期总人口27.1％的增长幅度。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2.1％上升到1996年的3％。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党政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注：199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财政被‘官’压弯了腰。”）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来看：汉朝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现在是38.8∶1，即使按1100 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从我国与外国的对比来看：克林顿在第一任总统上台时指出，美国联邦政府近300 万人的政府文职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2.8％；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比例只有1.4％；英国是1.9％；而我国的这个比例数约为5％，也就是说，我国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与全国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2倍到4倍。（注：《作品
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行为分析,标签：毕业自我鉴定,中专生自我鉴定,http://www.67jx.com政府机构的膨胀，直接导致了政府部门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支出的增长。经过1993年的机构调整，尽管部门数目减少了，但人员并未减少。5年后的今天，人数反而多增加了100万。截至1996年底，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已达3673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82.3％，大大高于我国同期总人口27.1％的增长幅度。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2.1％上升到1996年的3％。在财政供养人员中党政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注：199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财政被‘官’压弯了腰。”）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来看：汉朝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现在是38.8∶1，即使按1100 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从我国与外国的对比来看：克林顿在第一任总统上台时指出，美国联邦政府近300 万人的政府文职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2.8％；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比例只有1.4％；英国是1.9％；而我国的这个比例数约为5％，也就是说，我国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与全国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2倍到4倍。（注：《作品》杂志1998年增刊第54页。）
总之，在我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活动范围几乎无所不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泛政府”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政府的权力与活动范围，远远地超出了其应有的范围，政府部门极度扩张。我们正在进行的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遏制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而相应地扩大市场主体的活动范围和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二、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的根源及社会危害性分析
纵观不同类型的国家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的表现，究其根源，既有相同的规律性，同时，也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原因。
就相同的规律性来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政府，一者它或多或少地总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具有公共性的一面；二者它又是“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7、44—45页。），具有强制性的一面。政府的这种强制性，还表现为主要源自国家政权力量的“超经济强制”和主要源自国家财产所有权的“经济性强制”。
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强制性特征，为政府部门能够自我扩张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任何一个新政府，都宣称是整个社会利益和意志的代表，政府所推行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以此号召全社会对政府意志的服从。
然而，政府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政府都“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7、44—45页。）诚然，政府本身不应有自己的私利，但操纵并组成政府的人却有着自身的利益，而且他们会借助政府的强制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时政府权力就完全表现为同人民大众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执掌政府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通过政府来更好地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其通常所采用的办法就是通过扩张政府部门从而间接地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其自身利益的极大化也相应地得到了满足。在此过程中，公共性特征就起了一种很好的粉饰作用，他们利用其特殊地位，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都是在为社会、国家、集体谋福利。
对于政府各个部门的组成人员来说，一方面他们是在以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其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力越大，自由也越大；“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注：塞利格曼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第3卷第70页。）当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时，他们就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所左右，他们对社会利益的理解也就会或多或少地夹杂着自身的利益，并促使他们不断地扩张权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灵活性与他们最大化利益动机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在实际中常常为了自身最大化的利益铤而走险。这两方面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们不应该单纯地从官员是否正直方面去寻找原因，事实上无论谁处于这种地位，都会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行动。这里可能出问题的不是个人，而是官僚机构内部的约束机制。如果约束机构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或丝毫没有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社会共同利益不被他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无疑地揭示了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中，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根源的共同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