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二、农地再分配制度的决定因素分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除了中央政府的政策之外，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地方政策也会对土地调整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有些地区热衷于发展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所谓“高效农业”，还有许多地方热衷于修路建厂，这些都会导致直接的土地调整，尤其是大调整。笔者将在分析中用地区哑变量来控制这些影响。有关农户承包土地不断再分配这一特殊制度的成因，学界有多种解释，其中，最普遍而且公认的解释是有关“产权残缺”的分析。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与私有产权相比，没有严格的排他功能。不容置疑，这是问题的症结之一。而且，从管理上讲，按现行法律解释，行使所有权的主体是含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内部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还有乡（镇）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均有经营管理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常常将“农民集体所有”这一概念中的“农民”两个字被忽略。但是，这一分析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的土地制度问题来说，是无解的。从这种产权结构上分析，只要“集体”的组成成员有所变动，土地也就要相应地进行变动。所以，在一个村庄内，人口变动可能是决
对农地再分配制度的重新认识,标签：规章制度范本,企业规章制度范本,http://www.67jx.com二、农地再分配制度的决定因素分析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除了中央政府的政策之外，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地方政策也会对土地调整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有些地区热衷于发展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所谓“高效农业”，还有许多地方热衷于修路建厂，这些都会导致直接的土地调整，尤其是大调整。笔者将在分析中用地区哑变量来控制这些影响。
有关农户承包土地不断再分配这一特殊制度的成因，学界有多种解释，其中，最普遍而且公认的解释是有关“产权残缺”的分析。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与私有产权相比，没有严格的排他功能。不容置疑，这是问题的症结之一。而且，从管理上讲，按现行法律解释，行使所有权的主体是含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内部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还有乡（镇）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均有经营管理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常常将“农民集体所有”这一概念中的“农民”两个字被忽略。但是，这一分析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的土地制度问题来说，是无解的。从这种产权结构上分析，只要“集体”的组成成员有所变动，土地也就要相应地进行变动。所以，在一个村庄内，人口变动可能是决定土地调整的最主要的因素。
除此外，学界还有几种比较典型而突出的理论。例如，干部利益说。这种观点认为，决定土地调整的主要因素是地方干部的利益驱动。因为土地调整可为村集体和地方干部带来一些利益（johnson， 1995；陈锡文，1993等）。交易费用说。这种观点认为，土地调整的频率和幅度主要取决于其内涵的交易费用，这些费用主要包括地块零碎造成的协调成本。地块越零碎，调整起来难度就越大。（kung，2000）。市场替代说。这种观点认为，土地转让市场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土地调整的发生频率低一些，反之亦然（brandt et al，20**；张红宇，20**）。以上的分析都颇具洞察力，可惜的是，这些结论大都是由个案研究中得出，因而对土地调整的解释都有其局限性。具体而言，在一个地区起作用的因素到另一个地方可能就没作用了，或者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控制一些其它因素之后，这个因素的作用可能也会消失。另外一个问题是，到底哪些因素的作用是显著的呢？例如，人口变动推动土地调整，而高昂的交易费用能够抑制土地调整。这些因素同时起作用的结果将会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在系统的抽样资料基础上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中多元回归分析所用到的抽样调查资料来自于1999年夏由农业部组织实施的一项“土地问题调查”。此次调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农村自包产到户以来的两轮土地承包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落实第二轮承包的最新动态；②农户对现有农地制度的看法与评价；③农民的收入与农户经济的基本情况。这是中国首次进行的比较系统和规范的农地问题抽样调查，这次调查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农地制度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提供了可能。这次抽样调查的样本取自6个省12个县，这6个省分别是河北、陕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浙江，省份的选取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因素。本次调查采用县、乡、村、小组和农户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并对样本村、村民小组和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最后收集的有效问卷为村问卷36份、农户问卷824份。
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总结出了下列因素。在此将各因素一一罗列出来，并对它们的测度变量（proxies）进行讨论，以形成本文的基本假设和多元分析计量模型。
1.人口变化。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土地调整的原动力来自人口的变动。一般而言，人口相对变动率大，则调地的频率就会高；但就具体的调地制度而言，小调整对人口变动更敏感，而人口变动不一定影响大调整的发生频率。这是因为大调整的发生更多地取决于外生的政策变量。
由于本次调查的绝大部分变量均只有1998年的年度资料，因此，没有关于家庭人口变化的直接资料。所幸的是，问卷调查了农户在每次调地时的人口数，这为笔者测试一个农户自包产到户以来的十多年间家庭人口变动的幅度提供了基础资料。笔者的做法是以每次调地时的人口数作为一个数列，计算其“标准差”，并用它来衡量一定时间跨度内该家庭的人口变化幅度。
2.非农产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一般来说，非农产业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土地调整（kung and liu，1997）。这主要表现在：有外出打工者的农户由于自家劳动力不足而难以耕种土地，而那些人多地少的农户又试图多种土地。这种因为非农就业的差异导致的人地关系失衡大多只发生在一个村子的部分农户中间。因此，这种不平衡应该主要表现在小调整而非大调整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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