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发展的酝酿发育时期，由于受研究和发展援助实践的促动，一部分政治学家，例如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丹尼尔·伦纳等人，开如有意识地从事政治发展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这期间的政治发展研究尚未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真正热点，学术活动也并不活跃。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活跃期。这时，政治发展研究在政治科学中备受重视，许多学者投身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为政治学大家，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lucian w. pye ）、 宾德（leonard binder）、科尔曼、拉巴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维巴（sidney verba）、韦纳（myron weiner ）、 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 lipset）、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 ）、 卡特莱特（philips cutright）等人。在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学者特别重视从不同的侧面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发展进行宏观的理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著
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标签：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学校发展规划,http://www.67jx.com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发展的酝酿发育时期，由于受研究和发展援助实践的促动，一部分政治学家，例如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丹尼尔·伦纳等人，开如有意识地从事政治发展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这期间的政治发展研究尚未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真正热点，学术活动也并不活跃。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活跃期。这时，政治发展研究在政治科学中备受重视，许多学者投身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为政治学大家，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lucian w. pye ）、 宾德（leonard binder）、科尔曼、拉巴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维巴（sidney verba）、韦纳（myron weiner ）、 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 lipset）、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 ）、 卡特莱特（philips cutright）等人。在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学者特别重视从不同的侧面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发展进行宏观的理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著作。 而其中， “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social scienceresearch council,简称ssrc ）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该委员会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多种经济政策的结合运用，而且也需要具有动员和提高各种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政治制度。”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政治变量与经济变量同样重要。”因为，“若没有政治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注：cabriel a.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 ) , understanding political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p.441.）因此，该委员会主持并出版了有关政治发展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共九卷，包括派伊主编的《沟通与政治发展》（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development）， 沃德（robert e. ward ）和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 ）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oliticalmodern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 拉巴隆巴拉主编的《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派伊和维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culture andpolitical development）， 拉巴隆巴拉与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宾德、 科尔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维巴、韦纳等人共同主编的《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 科尔曼主编的《教育与政治发展》（education and politicaldevelopment）。该丛书的第8 卷（1975 年出版）是由历史学家梯利（charles tilly）主编的， 主要处理从一种经验性的历史视角抽取出来的政治发展主题问题，第9卷是由格劳（grew ）领导十余位历史
学家共同完成的（1978年出版），主要是验证与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相对的危机与后果假说。此外，该委员会的这项政治发展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包括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the civil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 democracy infive nations）。（注：ibid., pp.441—444. 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委员会”主持编订的这套丛书“大大地丰富了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材料来源，同时也反映出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家还出版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发展研究专著，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bingham powell, jr.）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comparativepolitics: a development approach）——该书初版于1966年，1978年再版时更名为《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comparative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派伊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等。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虽然也是多从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和实际问题入手的，但其主要特色却是倾向于较为抽象的理论探讨，寻求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建构，以期能够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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