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断言，自从“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之后，“政治发展之理论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来的发展论者只能在上述丛书所建立的发展理论中做不太重要的修补工作，或重新予以解释，或运用前人的理论架构研究和印证实际的政治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已经不是去建立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了，而是强调了实证分析的重要性。“政治科学家转而寻求建立更具经验基础的相关理论，着重较低抽象层次的实际工作，其显著效果有二方面。第一，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即曾强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第二，在方法论上，重新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这种趋势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理论已逐渐增加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出公共政策研究途径，而
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标签：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学校发展规划,http://www.67jx.com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断言，自从“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之后，“政治发展之理论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来的发展论者只能在上述丛书所建立的发展理论中做不太重要的修补工作，或重新予以解释，或运用前人的理论架构研究和印证实际的政治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已经不是去建立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了，而是强调了实证分析的重要性。“政治科学家转而寻求建立更具经验基础的相关理论，着重较低抽象层次的实际工作，其显著效果有二方面。第一，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即曾强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第二，在方法论上，重新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这种趋势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理论已逐渐增加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出公共政策研究途径，而且政治科学家企图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的实际观点取代社会学的抽象理论，此亦已成为公共政
策论者的普遍主张。”（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0—11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笔者以为，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中期以后之所以进入了低迷期（或者衰竭期），是和西方发展理论和发展研究本身的理论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的。因为，既然政治发展研究是在发展研究的直接促动下产生的，其兴衰荣辱便不能不或多或少与发展研究的状况相关。对此，我们不妨联系到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来略作说明。而对于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的划分，不同的学者见解殊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认为，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政治发展分析至少有三个重要学派。体系功能方法把体系理论要素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源出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分析并深受其影响”，它反映在诸如伊斯顿、阿尔蒙德、宾德等人的著作中；“社会进程方法试图通过对国家社会进行比较的定量分析，把政治行为和进程与诸如城市化、工业化和传播媒介的日益利用等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这反映在伦纳、多伊奇、卡特莱特等人的著作中；“比较历史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较为传统的方法与热切追求系统严密性的努力的结合。”这反映在李普塞特、亨廷顿、罗斯托、艾森施塔特等人的著作中。发展理论家索姆吉（a.h.somjee）认为，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存在四种研究倾向，即“纯粹论”、“相互关系论”、“整体论”和“放逐论”（实际上
是指主要由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所创立的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注：a. h. somjee, development theory:critiques and explorations,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at chapter ⅰ. ）但我还是赞同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的观点，（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第五章“政治发展”，华夏出版社，1987年。）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基本上是两大学派（或三大流派），即现代化理论学派和不发达理论学派（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期，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在60年代后期，现代化理论本身却受到了不发达理论的猛烈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也在政治发展研究中有所反映，就连阿尔蒙德也承认这一点，并在一篇文章中用大量篇幅对不发达理论的政治发展研究作了分析，同时也为政治发展中的现代化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注： cabriel a.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 ) ,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pp.444—468.）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代化论者一
般都认为，“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同建立一个民主化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联系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当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样板与目标。正如韦伯斯特所指出的，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持现代化理论观点的学者很多，他举出李普塞特、艾森斯塔特和克尔作代表，并说：“他们三人都认为，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是与政治结构的发展相联系的，而且实际上要求政治结构同步地走向多元化。李普塞特列举了某些历史资料，说明民主制度与工业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艾森斯塔特则强调职业的日益分化和人们的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分化与流动使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需要参与，人们在社会中更热衷于争论、批评，对政府的要求更高。艾森斯塔特说：‘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更多地参与社会的重要事务和参与公民秩序，可被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开放的实体的建议。’克尔则认为，社会成了国家，这些国家是建立在多元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的；所有国家的情形都是如此，包括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终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采用西方成熟工业国家的那种结构。工业化的技术力量将把一切意识形态分歧荡涤殆尽，各种社会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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