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然而,从终极意义来看,无论是权威的建立还是秩序的维持,其本身并非真正的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更高级的价值目标的前提。而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更高价值目标,便是政治民主。因此,民主的精神不死,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政治学家即使在强调秩序和政治稳定时,也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在政治发展研究中,“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3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由此可见,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确构成了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两大主题。而政治稳定之可得与政治民主之进步,又是与克服政治不稳定、政治危机与政治动荡结合在一起,或者同步行进的。派伊在其名著《政治发展的诸方面》(1966年)一书中
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标签: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学校发展规划,http://www.67jx.com然而,从终极意义来看,无论是权威的建立还是秩序的维持,其本身并非真正的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更高级的价值目标的前提。而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更高价值目标,便是政治民主。因此,民主的精神不死,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政治学家即使在强调秩序和政治稳定时,也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在政治发展研究中,“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3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由此可见,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确构成了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两大主题。而政治稳定之可得与政治民主之进步,又是与克服政治不稳定、政治危机与政治动荡结合在一起,或者同步行进的。派伊在其名著《政治发展的诸方面》(1966年)一书中,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在其主持下并于1971年出版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第7 卷,即《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中,都提到处于政治发展过程当中的社会,可能会遇到五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五个“发展危机”,这就是民族(或国家)认同危机(national indentity crisis)、 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参与危机(participation crisis)、 政令贯彻危机(penetration crisis)和分配危机(distribution crisis),派伊认为这五项危机可以用整合(成一体化)危机( integration crisis)来概括。(注:cabriel a.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political develoment",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huntington (ed.),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 broun and company, 1987, at 442—443;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48—149页;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
》(第1辑),第79—80页。 )只有在克服了这些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笔者以为这几项危机实际上所涉及的也不过是权威的确立、秩序的维护与民主的进步这些问题,它们本身当然也属于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的范畴。
四、政治发展研究的启示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其主题方面虽然相对集中,但其实际包含的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其若干见解和观点对于今天我们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
启示之一,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时,必须首先建立、保持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状态,加强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规划与指导,清除政治动荡和动乱,只有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定而和平的环境之下,才有可能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事实上,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政治稳定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获得政治稳定的过程也同时就是政治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政治稳定不是政治停滞,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它也可以随之达到更高一级层次的稳定状态。因此,真正良性的政治发展是同时包含了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价值追求上,自由、民主与秩序处于同一位阶,在这里并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别。
启示之二,政治发展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且必须同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的统一和权威性。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大量引证的,阿尔蒙德早已全面概括了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式民主政治模式的普遍性失败。亨廷顿也坚持各国自行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在谈到政治现代化(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同义语)时,他就明确指出:“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手里。”(注:[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 )英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维基·兰道尔(vicky randall)和罗宾·西奥巴尔德(robin theobald)认为, “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情出发来看问题,比起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来,这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注: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沈宗美“中译本序”第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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