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精神探析 一、中国的衰落是创新精神的衰落 历史有它自身的运动逻辑，文明的发展也有它自身的规律。透过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我们能够隐约窥见文明兴衰的至简因果链条。一言以蔽之，中国近代的衰落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繁荣；同理，中国近代的衰落，又恰恰成就了未来繁荣的契机。 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和刚兴不久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原理给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1］（p.625）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不仅技术变迁中技术的演变具有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性问题。首先，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制度创新与否最终取决于创新所能够带来的利润和创新成本的比较；制度也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在边际报酬递增的假设下，经济系统中能够产生一种局部正反馈的自我强化机制。其次，政治规则决定着经济规则，而政治市场远非那种新古典意义上有效率的市场，政治规则从来就不是按照效率原则发展的，它还受到政府官员的自我利益，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以及其它方面的约束。所以，在诺斯看来，由于路径依赖性质的存在，制度的深化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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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衰落是创新精神的衰落
历史有它自身的运动逻辑，文明的发展也有它自身的规律。透过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我们能够隐约窥见文明兴衰的至简因果链条。一言以蔽之，中国近代的衰落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繁荣；同理，中国近代的衰落，又恰恰成就了未来繁荣的契机。
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和刚兴不久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原理给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1］（p.625）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不仅技术变迁中技术的演变具有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性问题。首先，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制度创新与否最终取决于创新所能够带来的利润和创新成本的比较；制度也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在边际报酬递增的假设下，经济系统中能够产生一种局部正反馈的自我强化机制。其次，政治规则决定着经济规则，而政治市场远非那种新古典意义上有效率的市场，政治规则从来就不是按照效率原则发展的，它还受到政府官员的自我利益，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以及其它方面的约束。所以，在诺斯看来，由于路径依赖性质的存在，制度的深化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是良性循环，加速优化；要么也可能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
事实上，诺斯的观点正确地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成本—收益分析和边际分析。的确，这两种分析方法能够对制度变迁作出合理的解释。但首先，这一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把制度看成了一种外生变量，或者说，把制度的演化过程建立在了简单的成本—收益比较上，而忽略了更深层次因素即人之为人的本质：人的“学习”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就是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其次，路径依赖原理在应用于中国时还要不得不加入诸如传统的束缚等更为复杂的因素。这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承认成本—收益分析和边际分析对于制度变迁的某种决定作用，但我们更为注重制度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前提，这就是创新精神。某种意义上，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创新精神的表象，创新精神才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真正实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是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是人与人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2］（p.117）所以说，制度是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但制度毕竟意味着约束，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制度一旦形成并长期作用于人类行为，它就会深植于人的意识之中，人就会在无形中产生对制度的依赖性，而压抑了人自身的创新本能。这时制度本身就逐渐从本来的内生变量异化为外生变量。制度被神圣化了，但环境是永远变化着的，二者的不一致就会最终导致文明的衰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制度安排是人与物发生关系的中介，一旦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是“不经济的”，人对资源的利用就会加倍的不经济。
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性质。事实上，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在制度方面一直落后的问题，而是中国曾经在制度上领先过，但又被其它国家甩在后面的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经济、政治关系变化多端，国际大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激发起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期，人们的创新精神被空前地激发起来，并且成功地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秦汉制度的相对先进，不仅保证了中华民族历千年之久的长期生息繁衍，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在接触到的异族文化和制度面前，显示出了明显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同化力，在事实上树立起了“华夏中心”的国际形象，但同时也消除了对于自己制度的可能挑战，从而培养出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静态的制度观。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制度是静态的，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因而是神圣的。制度一旦被神圣化，就由实质上的内生变量演化成了外生变量；一切人都自然地接受了这种制度的约束，这时需要的不再是适应环境、变革旧制度的创新精神，而是一种“祖宗之法不可变”或“守成”的使命感和因循守旧的意识灌输，人之为人的本性被严重的淡化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处于休眠的状态。同时，既然制度不可变革，对历史上发生的灾难也只能归结于人自身，这就是中国的旧制度历经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而具备了超稳定性并延续至今的真正原因。所以说，中国必须首先唤醒人们的创新精神，才能实现制度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技术的现代化从而达到民富国强的繁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