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1．第二次是1959年，发生在河南、江苏等地。河南新乡地区推行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的土地责任制。全地区有60%以上的生产队将土地分给了农户经营。江苏省一些地方出现了“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形式。甘肃省也曾出现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后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而遭取缔。2．第三次是1961年至1962年，在安徽、广西等省又一次出现“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1961年安徽省推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到1961年7月份，有66.5%的生产队选择了这种制度形式。广西的龙胜县则有42.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但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出现的“反对包产到户和反单干”风，把“包产到户”再次压制下去。3．第四次是1964年，云南、贵州及西北部分地区相继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但很快在“社教”和“四清”运动中受到了抑制和压制。4．第五次是1970年，福建、江西、广东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1]1978年之前的“包产到户”为主的农地产权形式向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制度,标签：规章制度范本,企业规章制度范本,http://www.67jx.com1．第二次是1959年，发生在河南、江苏等地。河南新乡地区推行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的土地责任制。全地区有60%以上的生产队将土地分给了农户经营。江苏省一些地方出现了“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形式。甘肃省也曾出现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后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而遭取缔。
2．第三次是1961年至1962年，在安徽、广西等省又一次出现“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1961年安徽省推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到1961年7月份，有66.5%的生产队选择了这种制度形式。广西的龙胜县则有42.3%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但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出现的“反对包产到户和反单干”风，把“包产到户”再次压制下去。
3．第四次是1964年，云南、贵州及西北部分地区相继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但很快在“社教”和“四清”运动中受到了抑制和压制。
4．第五次是1970年，福建、江西、广东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1]
1978年之前的“包产到户”为主的农地产权形式向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为特征的集体经济制度发起的五次冲击虽都受到扼制和取缔，但却为这之后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埋下了种子，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取得辉煌胜利的“成功之母”。
(五)人民公社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承包经营土地时期（1978~1984年）
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以土地资产产权结构重建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包产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冲跨了“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70年代末的农地产权改革，率先是从贫穷的安徽省和四川省小部分生产队开始土地按户分包和家庭经营，1978年11月24日，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户，在冬日寒风中聚集在一间破旧的茅舍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用粗糙的手指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包干到户保证书上按下了坚实的手印，为此真正拉开了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序幕，后来在全国大致按照先贫困山区和边远山区，再平原山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顺序全面推开，其发展速度是十分迅猛的。对农户自发的包产到户，中央经历了从不允许、允许例外、小范围允许到全面推广的过程。1978年12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3月，国家农委党组在《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指出：“深山、偏辟地区的独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80年3月，国家农委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中指出：“至于极少数集体经营长期办得很不好、群众生活很困难的，自发包产到户的，应当热情帮助搞好生产，积极开导他们努力保持，并逐步增加统一经营的因素，不要硬性扭转，与群众对应……”。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也可以包干到户。1982年是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转折点。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2]1号文件），《纪要》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包干到户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纪要》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肯定，使之家庭承包制得到迅速推广。
(六)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承包经营土地时期（1984年开始）
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冲击并加速了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中发[1983]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指出，有步骤、分批地“实行政社分设”。从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5年春，政社分设、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基本结束。1986年4月《民法通则》第74条第2款、1986年6月或1988年12月《土地管理法》第8条、1993年7月《农业法》第11条、1998年8月《土地管理法》第10条以法律形式确立农民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2]家庭承包制虽然没有涉及农用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性质，但真正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农户逐渐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和发展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家庭承包制的崛起和发展，这实际上是农用土地利用权的真正革命，使农民真正取得了农用土地利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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