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三、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是一种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以解释长期经济变迁成因的理论，它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主流学派，但由于在建立制度分析模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80年代后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新制度主义有两个中心概念：“产权”与“交易费用”。产权是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它的重要性表现在假如某种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利用这一资源就要冒着收益不抵成本的风险，即产生外部性问题，从而导致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或无效率。较之产权而言，交易费用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交易费用简单地说即某一产权界定的运作费用。假如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如何界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无关宏旨，但事实上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产权的界定取得极为重要的意义。产权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新制度主义把“制度”理解为一系列包括正式约束（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非正式约束（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社会的“博弈规则”。所谓博弈就是选择，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通过影响个人选择而对一国的经济绩效发生积极作用。[7] 在这里，制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自
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标签：规章制度范本,企业规章制度范本,http://www.67jx.com三、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是一种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以解释长期经济变迁成因的理论，它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主流学派，但由于在建立制度分析模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80年代后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新制度主义有两个中心概念：“产权”与“交易费用”。产权是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它的重要性表现在假如某种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利用这一资源就要冒着收益不抵成本的风险，即产生外部性问题，从而导致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或无效率。较之产权而言，交易费用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交易费用简单地说即某一产权界定的运作费用。假如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如何界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无关宏旨，但事实上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产权的界定取得极为重要的意义。产权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新制度主义把“制度”理解为一系列包括正式约束（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非正式约束（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的社会的“博弈规则”。所谓博弈就是选择，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通过影响个人选择而对一国的经济绩效发生积极作用。[7] 在这里，制度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自变量，制度总是变迁的，制度变迁即产权界定的不断调整，产权界定则是国家最擅长和最本质的工作。这样，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应该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特殊关注无疑引起政治学界的极大兴趣，因为和经济学相比，制度更应是“政治”的，传统政治学的学术偏好之一就是制度研究。只是由于行为主义革命的缘故，制度的研究让位于行为的研究，国家的研究让位于政治系统的研究，规范的研究让位于经验的研究。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已呈颓势的70年代，一部分政治学者转向决策理论研究，“制度主义成为政治学研究中一股涌动不已的暗流”，他们适逢其时，因为一部分经济学者也转向政治研究，“经济学研究中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鼓舞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制度主义理论家”。[8] 显而易见，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汇合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制度”这一关键变量打通了个人行为与集体行动、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新制度主义，论出身，是经济学的，论归宿，却是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人们把它视为经济学与政治学科际整合范例的原因。新制度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应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时间则更短，目前主要是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使用这一理论方法，分析中国政治问题也很自然集中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国家与市场一类“很经济化”的主题上，而主要不是社会政治问题。可以想见，这将是一个有望“刷新”政治学并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领域。
比较现代化：主题与问题
持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考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多半都同意，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回应西方挑战，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实现以经济起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的全面转型。这里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衰落主要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作用，王朝可以通过动员自身资源克服危机，自我复制，但在西方冲击下，王朝循环的逻辑被中断，从此以后，中国的变革是围绕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中轴而进行，是受外来影响支配的。[9]
这一主题和假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相当长时间内，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主导地位。韦伯把中国未能早于或与西方国家同时开始现代化转型，反而成为现代化运动的后来者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心理上的特点”，即与西方新教伦理价值取向大异其趣的儒教精神和生活态度的消极作用。这种从文化-心理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历史起点的观点曾对中国学者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以及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性挖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化决定论”的解释效力。[10] 它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中国落伍的原因。在整个80年代，在注意吸收国外中国研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社会组织、人口变迁、城市特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的探讨大大丰富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障碍的认识。例如，融家庭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于一体而富有弹性的农业自然经济、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国家政治和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干的宗族伦理构成的自洽性的社会结构是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所在，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对政治学者来说，上述研究文献涉及到的前现代时期中国政治的特质无疑是最令人关注的内容。的确，许多资料表明，18世纪的中国有过启动现代化最有利的时机：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正向东方扩张，外部挑战开始出现（按现代化理论，挑战是现代化的机遇），另一方面，王朝正处于全盛期，政局稳定，而且中央集权化官僚体制的专门化、职业化和理性化的特点都很明显，完全具备应战能力。但为什么中国却不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明治维新”？海外中国研究主流学派的观点是，清王朝这样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过于关切自身的统治安全以至压倒了现代化的取向。这使得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并因过分强调控制而导致权力内重外轻、政务懈怠、行政退化、贪污腐败。到19世纪，“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对于现代化道路上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它都毫无所用。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11] 换言之，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现代化转型的先天障碍，即使在它“非常具备现代转变条件”时同样如此。需要指出，中国学人在自己的研究中很早就触及到这一结论，[12] 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把政治问题作为中国改造的中心问题，只不过没有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加以系统论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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