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新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界已经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关注。盛洪说：“它的革命性的理论含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充满想象力的独特思路，甚至它的表达方法所包含的理论趣味，使得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引起的震荡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西方经济理论。”[40] 这里只要把“经济”二字改为“政治”，则完全可以借用来描述它在政治学界的殊荣。同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一样，新制度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应用可能需要比经济学更多的限制条件，需要在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的特殊性之间寻求更合适的路径与接点，但是它的基本方法、中心概念对于中国过渡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建立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1] 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66-71页。 [2] 罗荣渠先生列表对二者有较为详细的比较，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5-86页。 [3] 其实，“现代化”一词在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已散见于中国学人的演讲、论著和报章当中，到30年代以后已经作为一个标准的社科词汇频频使用，而且在讨论中也涉及到
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标签：规章制度范本,企业规章制度范本,http://www.67jx.com新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界已经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关注。盛洪说：“它的革命性的理论含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充满想象力的独特思路，甚至它的表达方法所包含的理论趣味，使得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引起的震荡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西方经济理论。”[40] 这里只要把“经济”二字改为“政治”，则完全可以借用来描述它在政治学界的殊荣。同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一样，新制度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应用可能需要比经济学更多的限制条件，需要在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的特殊性之间寻求更合适的路径与接点，但是它的基本方法、中心概念对于中国过渡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建立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1] 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66-71页。
[2] 罗荣渠先生列表对二者有较为详细的比较，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5-86页。
[3] 其实，“现代化”一词在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已散见于中国学人的演讲、论著和报章当中，到30年代以后已经作为一个标准的社科词汇频频使用，而且在讨论中也涉及到现代化的“障碍”、“前提”、“条件”和“方式”这样一些30、40年后才兴起于北美大陆的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但中国学人的现代化观点在学理上仍然是模糊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的，这里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因此，中国虽然早于西方提出现代化概念，但现代化理论于中国却是舶来的。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36页。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8、239页。
[5] 同上，第243页。
[6]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回顾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
[7] 参阅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戴维斯、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主义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49-72页。
[8] 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载《公共论丛》，1996年第2卷。但何增科认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有区别：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强调个人行为受利益驱使以及理性的个人选择的重要性，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强调个人行为受社会规则驱动以及个人偏好的形成受制度的影响。不过，二者都承认制度影响个人选择从而影响社会结局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见上引文。
[9] 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的命题，在比较现代化论者中也是一个主流的观点，显然，它受惠于费正清学派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周期中的重建机制》，《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页。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和质疑总体而言是无力的。
[10] 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确成为挑战韦伯观点的重要例证，这方面的著述同样很多。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儒家文化体系始终包含有经世、忧患、变易乃至“革命”的因子和思想潜能，它们与现代化的联系是不能简单否定的。
[11]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6页。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当然也包括清政府推行改革的措施和方法的失误。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清政府面对挑战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但其改革始终只是政策而不是结构调整，并不能回应社会对全面变革的历史要求，它最终造成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从而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彻底丧失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能力。问题的症结还是政治性的。见萧功秦：《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研究》，《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9-312页；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1995年，第74-103页。
[12] 如杨明斋、王亚南、张素民、董之学、杨幸之等人3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即认为中国落后的主因在政治，因此主张“主要还是要从政治上来想出根本的彻底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与建设”问题。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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