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研究已经不能自外于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毕竟，政治学学科的恢复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昭示着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不仅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理论和经验，而且要注意吸收国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发展独特、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即使在它自我封闭的年代，也仍然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外“中国政治研究”文献层出不穷，研究角度各异，理论观点多样。例如，按照王景伦的归纳， 在国外中国研究重镇的美国，其研究模式不下九种：（1）倾向模式；（2）派别模式；（3）官僚模式；（4）结构模式；（5）规范模式；（6）毛控制模式；（7）世代模式；（8）利益群体模式；（9）合理性模式。[1] 这些研究模式，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是隔靴搔痒，有些是雾里看花，有些是生搬硬套，但也有相当的研究触及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其分析鞭辟入里，其观点发人深思，其方法富有学理涵容性，在80年代得到国内中国政治研究者广泛的响应。90年代后，随着中国学术对外交流的扩大，中国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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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研究已经不能自外于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毕竟，政治学学科的恢复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昭示着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不仅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理论和经验，而且要注意吸收国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发展独特、在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即使在它自我封闭的年代，也仍然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外“中国政治研究”文献层出不穷，研究角度各异，理论观点多样。例如，按照王景伦的归纳， 在国外中国研究重镇的美国，其研究模式不下九种：（1）倾向模式；（2）派别模式；（3）官僚模式；（4）结构模式；（5）规范模式；（6）毛控制模式；（7）世代模式；（8）利益群体模式；（9）合理性模式。[1] 这些研究模式，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是隔靴搔痒，有些是雾里看花，有些是生搬硬套，但也有相当的研究触及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其分析鞭辟入里，其观点发人深思，其方法富有学理涵容性，在80年代得到国内中国政治研究者广泛的响应。90年代后，随着中国学术对外交流的扩大，中国政治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对中国政治学人逐步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和震撼力，但是，那些架构比较合理、学理资源比较深厚、在学科上具有“大理论”（grand theory）特征的理论方法仍然对中国政治学人的中国政治研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们实际上为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提供了虽然不同但有内在联系的一组理论视角。
一、比较现代化。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而凡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可以归入比较现代化研究的范围。 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立论是，现代化在欧洲是现代性因素“内源发生”成长的结果，这种现代性因素以殖民和资本输出的形式从欧洲向外扩张，把世界其他地区强行拉入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的伟大历史运动之中，人类史由此变成一部世界史，因此，在非欧洲地区，现代化不过是这些国家应对来自“外部挑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主要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中国史研究，中国政治学人对现代化理论还相当陌生，但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2] 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非常接近现代化理论的某些预设，与它的理论逻辑并无大违。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理论一经传入中国，即滥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成为最时髦的理论方法之一。[3] 然而，正如罗荣渠先生指出，上述分析框架的取向毕竟不是现代化问题，“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4] 那么，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全局呢？罗荣渠先生把它归纳为四个过程：（1）自我衰败的过程；（2）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过程；（3）革命化过程；（4）现代化过程。“综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边缘化和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就现代化的特定意义而言，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只是中国近世社会大变动诸流向中的一个流向；到本世纪初清王朝解体，现代化才异常艰难地上升为诸流向中带有主导性的趋势；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它才逐渐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趋势。”[5] 这种恢宏的视野正是比较现代化的理论禀赋。在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影响下，80年代以来，不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围绕着“传统-现代”这个路径来分析，甚至那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论著也以社会转型为中心来解释和评价与此相关的其他历史问题，从而使得中国政治研究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研究”特色。
二、国家-社会关系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通常被扼要地概括为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个研究模式，它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的二元性质，关注的是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可追溯到洛克、孟德斯鸠以及托克维尔关于分权、制衡、自治的学说，但因其发展脉络过于庞杂，缺少理论亮点而显得衰落。如果不是20世纪后期国家主义的猖獗，市民社会理论可能就此衰落下去。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直接导因于70年代以来的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化运动，它受到中国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则是1992年以后的事。从现实来说，它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的社会领域自治化进程的回应，这一进程配合着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逐步打破国家的全面控制，使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8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治学界引发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主题的争论。“新权威主义”者基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规律的认知，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改革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治化只有在集权体制下才能加速进行，一个强大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权威是完成社会平稳转型的必要条件。“反新权威主义”者（又被称为“激进改革派”）则主张中国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以推动正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市场化、自治化趋势，只有变集权为分权的政治民主化才能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良性互动。撇开二者的分歧不论，它们的共同特征均是主张体制内改革。但8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生活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促使中国政治学人对中国政治发展重新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一个结果是，国家体制内的改革被认为其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为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即以社会领域的深入广泛的变革推进国家领域的变革，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证。体制外改革由此获得了战略意义。此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遂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热点，“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被认为是一个极富增殖性和原创性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虽然“国家-社会关系”隐含着运用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来抵御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专横的设想，但基本上，在中国政治研究者那里，这一关系更多地被解释为一种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而展开的良性互动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6] 毫无疑问，这种非激进的互动取向同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生态特征是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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