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于是，革命便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虽然在90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潮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提出深刻的质疑，但大多数研究者仍然相信，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内在强制单靠功能的转换是无法改变的。问题是，革命摧毁王权以后，却没有能够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封建制或权力分散的政体中，集中权力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在一个已经集中权力的官僚政体中，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推行现代化的变革。[13]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在于，当中国有机会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一个反现代性的专制型中央集权政体，而当中国最终被纳入现代化潮流中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予以保证时，中央集权政体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丧失了整合和贯彻的能力。旧秩序已经分崩离析，新政治规范无从产生，中国现代化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暴力冲突中步履蹒跚。在这种背景下，从政治上寻求根本解决的激进方案，以高度集权的方式重组社会秩序，便成为现代化精英的选择。显然，在这里，“革命”这一曾经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反帝反封建”范式的中心话语被置入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革命既是一
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标签：规章制度范本,企业规章制度范本,http://www.67jx.com于是，革命便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虽然在90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潮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提出深刻的质疑，但大多数研究者仍然相信，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内在强制单靠功能的转换是无法改变的。问题是，革命摧毁王权以后，却没有能够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封建制或权力分散的政体中，集中权力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在一个已经集中权力的官僚政体中，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推行现代化的变革。[13]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在于，当中国有机会启动现代化时，面对的是一个反现代性的专制型中央集权政体，而当中国最终被纳入现代化潮流中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予以保证时，中央集权政体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丧失了整合和贯彻的能力。旧秩序已经分崩离析，新政治规范无从产生，中国现代化在列强环伺、军阀割据、暴力冲突中步履蹒跚。在这种背景下，从政治上寻求根本解决的激进方案，以高度集权的方式重组社会秩序，便成为现代化精英的选择。显然，在这里，“革命”这一曾经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反帝反封建”范式的中心话语被置入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革命既是一个分权运动（摧毁传统的政治结构，打破专制的中央集权），也是一个集权运动（重建国家主权，为现代化提供新的权威基础）。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的互争雄长，在比较现代化论者看来，其意识形态对抗的背后其实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方式、路径、前途的不同认知，本质上是争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权。
1949年共产党开国建政，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的重构现代化新权威基础运动的结束，中国迅速进入现代化经济建设时期。比较现代化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以工业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建设对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政治权威为推动工业化作出了什么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又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后果。许多文献都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社会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度，人口规模超大与社会资源总量贫弱的尖锐矛盾使现代化具有一种极为紧张的性质：从时间上说，需要把西方三百余年的现代化过程浓缩为几十年内完成；从空间上说，需要迅速的富国强兵以打破新政权面临的外国敌对势力的封锁包围，这就决定中国的工业化不能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战略”。“赶超型”工业化需要规模庞大的资本投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为它提供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来源的部门只有农业，于是注定农业要成为工业化的唯一索取对象。这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条件下是不容易做到的，但1949年的革命正好锻造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因而国家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政策把农业剩余集中在自己手里，实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中国工业化的特殊逻辑必然创造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乡村，为了最大限度动员和提取工业化所需资金，必须克服土地改革后出现的小土地私有制和个体农业的制度性后果，以合作化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收回农民独立的财产权利；同时为了使农业为国家经济发展蓄留大规模劳动力，必须冻结农业人口流动以压低其机会成本，即限制农民变换身份的自由。这样便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城市，为了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满足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性提取和再分配，必须以组织化的社会生产代替分散的私人生产，由此又必须把原属于职业意义的“工作场所”改造成直接承担汇聚资源、供给公共产品、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隶属于国家行政机器的“政治单位”。[14] 于是我们看到，“赶超型”工业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造成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极度依赖，因而政治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渗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阶层，使中国社会政治呈现出鲜明的“国家全能主义”特质。国家全能主义现代化模式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对社会生活的高强度控制，虽然可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若干目标，但却最终导致社会的普遍困顿，使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提取无以为继，反过来又使工业化和国家政治体制陷入危机之中。这是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深刻动因。
比较现代化无疑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种“宏大叙事”的分析框架，即使是对某个短时段和某些个案的研究，也因其依托于这一分析框架而显示出卓尔不群的大历史的理论风格。它在中国学界享有重大影响不是偶然的。但是，作为比较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假设却一直为人诟病。在早期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承认世界现代化进程首先肇始于西欧，然后经欧洲其它地区和北美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拉美所有国家，那为什么不能把这一过程视为欧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即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西方中心论”假设是以现代化理论中常用的“传统-现代”二元模式为基础的，根据这一模式，传统与现代在性质上是两个对立的无法兼容的要素系统，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可以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化就是前者经过传播而获得后者的共同特征。因此，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多由对“传统-现代”二元模式的检讨开始。布莱克认为，现代性与传统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极端状态，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故而应把现代化理解为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要求的过程。在布莱克倡导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重点转向对不发达国家本身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互动关系的研究。[15]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柯文提出与“西方中心论”相对立的“中国中心观”问题。所谓“中国中心观”是指近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逻辑发展，19世纪西方的登场制造了种种问题，“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16] 这种偏重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外来因素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向方法”（internal approach）很自然导向对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批判。然而，柯文的观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尽管它为一部分中国研究者所支持和追随，但只要细心阅读他们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著，不难发现在大历史观方面，他们根本无法埋葬“冲击-反应”模式（例如在许多批判这一模式的文献中仍广泛使用“早发内生”、“迟发外生”这类现代化分类概念）。毕竟，19世纪列强的入侵确确实实导致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便柯文本人也不得不把中国问题作分层处理，承认至少在“最外层带”，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兵工厂、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总理衙门等等的出现是对西方冲击反应的直接产物。[17]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积极清算“西方中心论”的多为西方学者，[18] 中国学人至多只怀有意识形态的义愤，至今很少见有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述，这是耐人寻味的。[19]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